进步只在拉美拐了一个弯儿

巴西世界杯热潮席卷全球，足球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然而，最受热议的话题莫过于拉丁美洲队伍将这场全球赛事变为美洲球队的盛会。在卫冕冠军西班牙队以0:2输给曾经的殖民地智利之后，西班牙成为本届杯赛最早告别赛场的队伍。有网民略带调侃地指出：从1492年哥伦布抵达新大陆到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殖民地古巴，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强势统治了四个多世纪；而这一次，西班牙队仅仅停留了一周便打道回府。

拉丁美洲人在足球场上的胜负恩怨，不禁令人联想到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不仅是因为他曾以优美文笔追忆这项迷人运动——著有《足球往事》，更因为这位知名左翼斗士以笔为矛，撰写了轰动世界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篇战斗檄文将五百年来新旧殖民主义对这片土地的残酷掠夺公之于众：我们的贫穷，源于他们的富裕；我们的落后，源于他们的先进。这部文笔犀利、影响深远的著作，成为出版界的“长青之作”，也被视为拉美左翼的“经典指南”。

然而，这位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美立场著称的左翼知识分子代表，似乎晚年思想有所转变。在世界杯开幕前两个月于巴西利亚举行的第二届图书节开幕式上，73岁高龄的加莱亚诺对自己三十多年前的著作流露出一些反思。他坦言，“我当初尝试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写成一部政治经济学作品，但我当时并不具备所需的学术训练和知识储备。”如今，“现实已经发生巨变，我自己也有了很大不同。”那部作品“属于过去的时代”，“我现在没法重读它，否则会感到不适。对我而言，那种传统左派的论述风格如今显得过于沉重，我实在难以承受。”相反，多元性似乎成了他新的信念。“现实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人类处境具有多样性。直到今天，仍有人将多样性视为威胁。幸运的是，多样性并非威胁。”

时光流转，沧海桑田。20世纪后期至今东亚的蓬勃发展，为加莱亚诺曾经的信念提供了一个反例；而21世纪初拉美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增长十年”，或许更让他体会到坚守旧有观点的压力。实际上，相较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国，巴西、智利以及他的祖国乌拉圭所进行的社会民主实践赢得了更多支持，也是他更愿意给予肯定的。这种转变之所以出现，或许因为早在四十三年前他就曾忧郁地预见，在一个由苹果、三星、西门子、松下和索尼主导的世界里，“技术女神不讲西班牙语”的状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改变。

发生改变的不仅是加莱亚诺本人，拉美民众也开始以新的视角看待历史。有调查显示，他们对全球化展现出令人意外的热情，对于过往殖民历史带来的伤痛也表现出相当的包容。这确实有些出人意料，毕竟在思潮纷杂的拉美大陆，依附理论曾长期占据主流位置。如今，两家知名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表”和皮尤全球态度调查的数据均表明，拉美民众正在接纳全球化及其前殖民宗主国。2007年与2009年的“拉美晴雨表”调查发现，在西班牙的前殖民地，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西班牙对其国家的历史影响是正面的，这一比例几乎是持负面看法者的五倍。绝大多数受访者（超过80%）对前宗主国西班牙也抱有积极态度。同时，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在2002年和2010年对8个拉美国家民众的访问结果显示，在“外国大型企业的影响是好是坏”这一问题上，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受访者认为其影响是积极的。调查还指出，在拉美地区，国际贸易比外国投资更受欢迎：约70%的拉美人认为自由贸易利大于弊。

加莱亚诺的思想“演变”，马杜罗总统面临的困境，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再次出现，或许正将“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这一激昂宣言，从坚定的感叹号转向深思的问号。这些过去和现在更多强调外部危险的论述，或许不得不转向内部反思，去探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更具决定性的内在因素。

2005年11月，在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主持下，来自美国和拉美国家的知名学者齐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地点选择颇具深意！），探讨两个美洲发达与欠发达的问题。会上，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外部影响、殖民遗产、自然资源、疾病及自然环境被归为“无法解释差距的因素”，因为它们在理论或实践中均已被证明缺乏说服力。不过，相对而言，文化因素的解释力稍强一些。天主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普遍被视为现代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障碍。但有趣的是，在亨廷顿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都信奉天主教。或许相较于宗教，政治文化对发展的解释更为重要，影响也更深远。“在拉丁美洲，非正式规则往往决定着正式制度的运行。”福山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制度的潜规则写入了其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中。福山不仅强调产权、法治以及能够减少冲突、促进集体行动的政治制度等制度性因素，也重视政策和社会结构的解释力。政策源于政治制度，决策失误是政治制度缺陷的产物，而政治制度本身却难以变革。同样，持续不断的社会冲突和动荡也导致了拉美的欠发达，但这恰恰是制度造成的结果，因为其制度设计只顾及了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即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所称的“汲取性制度”而非“包容性制度”。

阿根廷无疑是一个典型例证。正如社会学家马里亚诺·格隆多纳在《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一书中所言，他的祖国阿根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了“欠发达转型”的国家，即从发达状态重新滑落至欠发达状态。也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曾说，世界上存在四类国家：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日本和阿根廷。普遍认为，阿根廷的“欠发达转型”受到一种引力的作用——民粹主义的诱惑。1930年之后，阿根廷便陷入政变、冲突与动荡的漩涡难以脱身。此后大部分时间里，庇隆主义主导着阿根廷政治，至今困境依旧。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鼓吹大众动员对抗现有秩序的政治哲学，民粹主义的影响力从未消退。今年4月，阿根廷政治哲学家、基什内尔主义理论推手厄内斯托·拉克劳逝世；两个月后，克里斯蒂娜总统任命理查多·福斯特为新设立的“国家思想战略协调秘书”，负责“设计、协调并组建一个国家思想智库”。

阿根廷显然不是最后一个，也并非受此诱惑最深的国家。历经十年的经济增长之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仅仅依赖大宗商品，而与技术进步、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关系不大，发展仿佛在这里仅仅拐了一个弯，缓慢增长或许将成为拉美的新常态。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太平洋联盟四国（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2%，而南方共同市场三国——委内瑞拉（-0.5%）、巴西（1.8%）和阿根廷（0.5%）——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6%。甚至有传言称，巴西正在变得像阿根廷，阿根廷正在变得像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正在变得像津巴布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