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税改引抗议；石油时代的“最后之人”

哥伦比亚的示威浪潮：对不公的反抗与不公的加剧

原定于2021年由阿根廷与哥伦比亚联合承办的美洲杯足球赛，在5月21日出现了变故：哥伦比亚不再是本届赛事的主办国之一。这一体育新闻的背后原因相当复杂，哥伦比亚失去主办权不仅源于国内新冠疫情的最新一波爆发，更因为从四月下旬开始，几乎与疫情同步的全国性抗议活动正使整个国家陷入更深的不稳定局面。

2021年5月6日，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当地民众持续上街参与抗议示威活动。

哥伦比亚上一次大规模税制改革已经是九年前的事了。自那时起，该国人口持续增长，贫富差距却不断扩大。此外，尽管政府与反政府游击队达成了和平协议，但有组织犯罪率不降反升；同时，由于国内长期的政治危机，大量委内瑞拉难民涌入，据报道人数多达180万。面对这样的内外挑战，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无疑是雪上加霜：公共医疗体系几近崩溃，去年就已实施的居家令给贫困家庭乃至普通民众的生计带来了沉重打击。疫情期间，该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70万，死亡人数已逾7.5万。

也许推行新一轮财政紧缩政策是为了勉强维持国家财政与国际信用评级，但随之激起的抗议浪潮，恐怕是政府始料未及的。在四月底至五月初的示威中，全国范围出现了大规模罢工，众多卡车司机停工导致必要物资运输受阻。从政府方面的表态看，他们有意淡化早期冲突的严重性，并将矛头指向所谓的“城市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在波哥大、麦德林等主要城市以及冲突最激烈的卡利，大量公共设施遭到破坏；截至5月3日，抗议已造成19人死亡、800多人受伤。哥伦比亚当局也反复强调抗议对疫情的影响，国防部表示将增派人员确保抗疫物资的运输。

然而直到现在，哥伦比亚的抗议活动仍未停息。全国示威已持续近一个月，除了罢工之外，罢课学生也加入行列，与工会等组织共同要求与政府对话。这些参与抗议的城市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并不满足于总统撤回税改方案，而是要求政府提出进一步改革计划，以解决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并遏制全国范围内的暴力犯罪——而后者正是杜克在此次事件中归咎的对象。另一个让抗议持续发酵的原因，是警方对示威者采取的暴力镇压手段，前总统桑托斯为此发声，要求杜克就警方暴力问题承担责任。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不少观察家认为，哥伦比亚这次全国抗议源于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公与暴力犯罪，两者在疫情期间进一步恶化。同时，疫情也在不断冲击该国社会与医疗体系，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随着警察暴力在抗议中凸显，预计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感也将持续加深。

然而，除了抗议者与警方的激烈冲突，哥伦比亚这场全国性危机也暴露并加剧了另一层面的社会不公，即根深蒂固的“阶级”问题。《卫报》的一篇报道指出，哥伦比亚社会长期存在严格的等级秩序，这尤其体现在城乡差距以及土著与非裔族群被忽视的现实上。表面上，反对社会不公和暴力犯罪也是土著居民的核心诉求，因此也有部分土著人加入了和平示威；但所谓的“市民”与“土著”之间长期存在的差异，也在持续的示威中被进一步放大。

在卡利，罢工者封锁道路，并推动游行队伍向一个富裕社区行进，但在富人区附近，他们遇到了另一批武装平民设置的路障，随后据称来自富人区的武装人员向示威人群开枪。类似场景在当下的哥伦比亚抗议中并不罕见。随着当局将矛头指向有组织的暴力犯罪——包括此前活跃于乡村地区的左翼游击武装，民众之间、特别是贫富之间的矛盾被有意淡化，而对土著居民的暴力也因此未得到有效制止，因为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无论在种族、政治利益还是过往的公共安全考量上，都被视为非“市民”。

卡利一所大学的教师卡洛斯·冈萨雷斯指出，当局并未意识到如今很大一部分抗议者其实是城市中产阶层，而非农村游击武装。另一方面，接受采访的哥伦比亚富裕阶层则将警察视为他们和国家的保护者，这也反映出该国社会矛盾与认知偏差的严重程度。

事实上，在哥伦比亚，土著居民被污名化甚至遭受种族歧视并非新鲜事。直至今日，土著人仍常被指控为贩毒集团工作或参与农村游击武装，这也让哥伦比亚的社会分层更为明显。尽管土著人与城市中产阶级有着类似的政治诉求，即反对社会不公和有组织犯罪，但这些议题即使得到当局重视并得以解决，土著人也未必能从中受益。

当下的哥伦比亚似乎陷入了一个嵌套的恶性循环：除了长期的结构性社会问题，疫情加剧了社会不公与暴力犯罪，反过来示威抗议又拖延了政府应对最新一波疫情的进度。5月20日，邻国巴拿马宣布将暂时关闭与哥伦比亚的边境，以防疫情蔓延。此前哥伦比亚曾重启国境与两国航运，但近期恶化的疫情令巴拿马当局不敢掉以轻心。如今哥伦比亚政府面临的疫情仍在爆发，而他们所指责的有组织犯罪正以另一种方式持续撕裂社会。杜克总统及其政府需要提出的，或许远不止一套基于共识的财税改革方案，更需要更多有说服力的措施——哪怕是设想，以安抚民众与这个长期遭受不公与暴力摧残的社会。

参考资料

“Colombia protests leave 19 dead, more than 800 injured as strike continues”. The City Paper Bogota: http://thecitypaperbogota.com/news/colombia-protests-leave-19-dead-more-than-800-injured-as-strike-continues/27340

“Colombia mass demonstrations ‘reflect a deep national crisis’”. Al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5/19/colombia-mass-demonstrations-reflect-a-deep-national-crisis

“Colombia’s class war turns hot on the streets of Cali”.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1/may/19/colombia-class-war-cali

“Colombia: Controversy and violence greet Indigenous protesters”. Deutsche Welle: https://www.dw.com/en/colombia-controversy-and-violence-greet-indigenous-protesters/a-57588268

“Panama says will temporarily close border with Colombia over COVID-19 risk”.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panama-says-will-temporarily-close-border-with-colombia-over-covid-19-risk-2021-05-20/

沙特阿美：石油黄昏时分的最后坚守者

五月初，自由记者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耶在独立网站“东方二十一”发表评论文章，题为“沙特阿美：石油时代的最后之人”。文章分析了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商沙特阿美如何从全球经济缓慢脱碳的过程中持续获利，并努力让沙特成为石油黄昏时代的领跑者之一。

沙特阿美的油田生产设施

卡斯特利耶从去年九月空客公司发布的三款概念机谈起。新冠疫情给民航业带来了史上最严重的冲击，促使空客启动名为ZEROe的未来计划：在2035年部署首架“零排放”飞机。这家欧洲公司在宣传视频中展示了三种氢动力机型，其中包括采用翼身融合设计、可搭载200名乘客的飞行机翼。技术进步为航空公司降低碳足迹带来了希望，但“绿色氢”（通过可持续能源电解水获得）仍被认为成本过高，缺乏商业可行性。

对于航运、采矿、钢铁、塑料和水泥等难以脱碳的行业，石油依然是不可或缺的能源。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预测，到2050年，全球石油日消费量可能仍在3000万至9500万桶之间。BP承诺在2030年前将其油气产量削减40%。而石油输出国组织预计，到2045年，全球原油日产量将达到1.09亿桶。

作为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从全球经济缓慢脱碳中看到了继续从石油中获利的机会：“我们意识到，可持续的能源方案对于加速、平稳推进全球能源转型至关重要……但现实是，这需要时间，因为在许多地区，石油的替代品仍然有限。”这段宣言由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赛尔在2021年3月发表。这家被视为沙特摇钱树的石油巨头，供应着全球十分之一的原油产量，并期望在未来五十年满足中国的能源需求。

沙特阿美拥有开采相对浅层石油储量的优势，这使得其生产成本全球最低，仅为俄罗斯的一半，比美国页岩油成本低近三倍。过去几十年航运成本的下降增强了其竞争力，确保了利雅得在损害环境的同时出口“低成本”原油的能力。石油生产占全球海运贸易碳排放的四分之一。

卡斯特利耶进一步剖析了沙特阿美所鼓吹的“清洁污染”概念。该公司强调其生产的石油是全球第二“清洁”的，仅次于丹麦，因此有理由主张在石油时代末期扮演关键角色。这种“低碳”说法基于一项由沙特阿美共同资助、2018年发表于《科学》杂志的研究，该研究分析了占全球产量98%的8966个活跃油田的排放数据。文章得出结论：每桶沙特汽油从开采、处理到运输至炼油厂的过程中，仅排放27公斤二氧化碳，为全球第二低。因此，该公司可以宣称，到本世纪末，使用低碳原油有望减少至少180亿吨碳排放。但与全球能源相关碳排放总量相比，这个数字微不足道：自2000年以来，碳排放量已接近600亿吨。美国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的能源专家吉姆·克兰认为：“沙特阿美希望公布这些数据可以理解。这有助于塑造其良好形象，并使其能够声称，如果使用沙特石油，你的碳排放将低于使用其他任何地方的石油。”

通过躲在“矬子里拔将军”的论述背后，沙特阿美回避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问题。专注于研究社会系统脆弱性、能源与环境约束及恢复策略的专家亚瑟·凯勒指出：“坚持走到石油工业文明尽头的‘最后之人’策略是一种异端。我们正在突破地球极限，正在玩火。现在必须把握核心问题，即我们星球的可居住性……考虑到气候崩溃可能给该地区带来的损失，海湾国家这种自私而顽固的牟利行为更令人震惊，因为该地区将承受一切后果。”事实上，科学研究表明，阿拉伯-波斯湾地区可能在2070年之后的部分夏季变得不适宜居住。

卡斯特利耶接着分析道，在全球减产的背景下，沙特阿美却在扩张。

致力于分析气候变化对金融市场及化石燃料投资影响的智库“碳追踪者”指出，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尤其是将温升控制在1.5℃以内（相较于工业化前水平），从现在到2040年，上市的主要油气公司必须减产三分之一。

自1965年以来，沙特阿美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公共污染源，其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4.8%。然而反其道而行，该公司希望将石油日产量提升至2130万桶，即比2020年4月创下的纪录再增加100万桶。其目标是抢占西方竞争对手因舆论压力而让出的市场份额。除非其决策者效仿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做法——该公司在今年1月宣布向印度出口了200万桶“100%碳中和”石油，这是全球首次，但这一华而不实的声明实际上掩盖了通过购买碳信用来抵消排放的事实。这种做法受到批评，不仅因补偿方法缺乏透明度，更因为它助长了“更清洁污染”的观念。

亚瑟·凯勒认为，沙特阿拉伯是少数几个拥有“极强杠杆能力”、能够引导国际对话向深刻转变经济体系与生活方式方向发展的国家之一。“理想情况下——尽管所需的意识形态信念之高让我觉得像在做梦——产油国联盟可以通过宣言向世界发出强烈信号：‘我们将提供必要石油，以确保向尽可能脱碳、脱塑的文明过渡；那些致力于雄心勃勃社会转型计划的国家将获得优惠关税。’”

卡斯特利耶进一步批评沙特阿美缺乏运作透明度。

尽管沙特阿美竭力在能源转型中扮演受尊重的角色，但在首次公开发行1.5%股份时，却难以兑现其透明度承诺。该公司在上市说明书中标榜的碳足迹实际上被低估了多达50%，因为它未将许多炼油厂和石化工厂的排放计算在内。虽然公司承认了错误，但仍拒绝将合资工厂纳入碳评估。持有该公司股份的沙特商人萨利赫·奥马尔认为：“环境法规尚不严格，对于像沙特阿美这样掌握沙特经济命脉的实体，我们不能施加过于严苛的规则。”

沙特阿美也是最后几家拒绝披露其最终客户使用燃料所产生的Scope 3排放量的上市大型石油公司之一。（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分为直接排放Scope 1、基于电热使用的间接排放Scope 2，以及其他间接排放Scope 3。Scope 3涉及产品生命周期中的运输、使用、报废等阶段。）这些通常占石油公司总排放量的80%以上。彭博社估计，沙特阿美的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4%。然而，海湾石油公司并非唯一缺乏透明度的企业。直到今年，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才首次公布了其Scope 3排放数据。

这些石油公司的做法使政府与工厂无法获得“绿化”碳足迹所需的基本数据，同时也影响公共健康。根据美国环保署的说法，石油天然气行业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包括有毒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最大工业来源”，被怀疑可能导致癌症与呼吸系统疾病。

卡斯特利耶最后写道，在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异议声音的镇压，剥夺了公民要求沙特阿美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此外，该地区各国政府对公众辩论的严格控制，削弱了公众对石油行业长期影响的认识。

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一项研究，尽管公众环保意识在提高，但“相当一部分”人口仍然“无知”。在18至24岁年轻人中，近一半表示从未听说过“碳足迹”一词，或不确定其含义。这种无知让沙特的决策者无需为棘手辩论而烦恼，也不必解释成为石油时代“最后之人”所需付出的人道代价。